“正如自然界某些物种会灭绝一样，事实或许也会证明，某些新融资方法不如其它方法那么成功。”

　　这是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安东尼?瑞恩(Anthony Ryan)今年9月向美国国会所说的一番话。只有当我们清楚目前金融危机的真正严重性时，我们才能充分领会他这番话的重大意义。

　　适者生存

　　金融与进化之间的类比本身并不新鲜。“适者生存”是咄咄逼人的交易员喜欢挂在口头上的话。“那是达尔文主义的天地”是对冲基金经理人在经过特别艰苦的一周后经常会说的话。追溯到2005年11月，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主办的一次会议，曾被冠名为“卓越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Excellence)。

　　然而现在看来，在那次会议上，当金融从业者们使用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显然很少有人真正明白这些词是多么贴切。一路追溯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生活的时代，对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长期历史分析有力地表明，进化的力量在货币领域所起的作用，与在自然界同样强大。

　　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问题是：我们是否处于“大灭绝”的边缘？——这是物种大规模灭绝的一种形式，在地球生命史中曾周期性地发生，比如白垩纪第三纪危机——恐龙就是那时候灭绝的。这是让许多生物学家都有理由恐惧的一幕，因为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全球自然生存环境历经浩劫。随着另一场人为灾难——次贷危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肆虐，“大灭绝”也是金融分析师们应该担忧的一幕。

　　经济领域的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可能适用经济领域这一观点，出自挪威裔美国经济学家托斯坦恩?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他早在1898年就以著作《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闻名于世。过去16年间，有一本学术期刊专门讨论这一主题。不过，对于达尔文理论是否适用于经济领域，多数经济学家仍心存疑虑。实际上，在金融服务业，这个类比恰当得惊人，它具有真正的进化体系所具有的许多重要特征：

　　●“基因”，某些商业实践发挥着基因在生物学中同样的作用，它们使信息能够存储在“组织记忆”中，能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或者在新公司创立时，从一家公司传递给另一家公司。

　　●自发“突变”的可能性，这在经济领域中通常称为创新，主要是(不过不一定总是)技术方面的。

　　●一个物种内部个体对资源的竞争，结果是寿命和繁殖决定哪些商业实践能够得以持续。

　　●通过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进行自然选择的机制，以及因表现不佳而死亡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是“差别化生存”。

　　●“物种形成”的范围，通过创造全新的金融机构“物种”来维持生物多样性。

　　● 灭绝的范围，某些物种完全灭绝。

　　金融史实质上就是制度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结果。随机“漂变”(并非由自然选择导致、而是随机发生的创新/突变)和“流动”(例如，当中国国有银行采取美国银行业惯例时所导致的创新/突变)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此外，还可能出现“联合进化”，即不同的金融物种共同作用和适应(例如对冲基金和它们的大宗经纪商)。

　　自私基因

　　但市场选择是主要驱动因素。金融有机体之间互相竞争有限的资源。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某些物种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但竞争物种的创新，或全新物种的出现阻止了任何永恒的层级或者单种的产生。从广义角度讲，“适者生存”的法则适用于此。拥有“自私基因”、擅长自我复制(和自我延续)的金融机构往往会存在下去并实现扩张。

　　当然，这种类比并不完美。在自然界中，当一个有机体吞下另一个有机体时，它只是在进食，而在金融服务业，并购可能直接导致突变。在金融有机体中，不存在与有性繁殖相对应的功能。多数金融突变是有准备、有意识的创新，而非随机变化。实际上，由于一家公司在其存续时期内可以适应周围的改变，因此最好不要将金融进化(与文化进化一样)描述为达尔文式的，而应该是拉马克式的(Lamarckian)。这位法国生物学家主张，一个有机个体可能获取可遗传的新特性。不过，相似之处仍要多过差异——进化论当然要比其它任何东西都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解金融变革的模式。

　　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曾预测，“金融资本主义”将无可避免地向着所有权更为集中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有关金融发展的传统观点，确实是从有利于大型幸存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的。在成功公司的官方“族谱”中，人们可以看到无数小公司逐渐汇集到一个共同的“主干”上，也就是今日的企业集团——希法亭想像中的那种巨型“超级银行”将控制整个金融系统。然而，这恰好是思考金融进化的错误方法。从长期角度来看，金融创新始自于一个共同的主干。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种类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不断进化，主干慢慢向外分出枝杈。在这一过程中，某家特定的金融机构成功吞下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这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进化过程中，动物之间互相吞食，但这并不是进化变异和出现新物种及子物种的推动力量。

　　创造性破坏

　　关键问题是，规模与范围经济并不总是金融史上的驱动力量。在更多时候，真正的推动力量是物种形成过程(新型公司被创建出来)和同为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淘汰实力较弱的公司，或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吞并”它们)。

　　以零售及商业银行业为例，该行业仍存在明显的“生物多样性”。北美和一些欧洲市场的零售银行业领域仍高度细分。合作银行业领域的变化最大，其整合水平较高(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笼罩美国储蓄及贷款业的危机之后)，并且多数机构转为股份制。但随着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目前发达国家唯一接近灭绝的物种便是国有银行。

　　在其它方面，现实好比一个物种形成的过程——新型金融机构大量出现——这正是在一个真正进化的体系中我们预期会出现的现象。商业银行领域，特别是消费金融领域，已出现许多新型“单一”金融服务公司(如Capital One)。目前还存在大量新“精品银行”，以迎合私人银行市场的需求。直接银行(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是整个发达世界出现的另一个相对较新和不断发展的现象。

　　同样，即使投资银行业领域中已形成一些巨头，但行动更敏捷的新物种已在进化和繁衍。尽管许多人认为，早在1949年就创立了首只对冲基金，但它们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崛起为重要参与者，却是相对最近的现象。1992年，全球仅有400只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计500亿美元。到2006年底，这一数字已增长逾20倍，其管理的资产规模也增长近30倍。到2007年第二季度，对冲基金的数量已达到9767只，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1.74万亿美元。

　　凭借杠杆融资，规模最大的5只(对冲)基金投资总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左右。总体而言，目前对冲基金的交易额，占美英股市和债市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至一半。

　　与此同时，私人股本合伙公司的数量及其管理资产规模的增幅相对较小，而制造品和能源出口国的硬通货储备不断迅速增长，正在催生第二代主权财富基金。

　　正在大量繁衍的不仅是新型金融机构，还有新型的金融资产及服务。近年来，投资者对抵押担保及其它资产担保证券的兴趣已明显上升。衍生品的使用也出现了显著增长。